正常与恐怖

一 从何而恐怖？#

如上文指出，正常自身也蕴含着对于他人的霸凌，而不是一片祥和。这就构成了充足的理由让我们审视所谓的正常。

我会先从一些人们习以为常而细微的事情开始：随手的打死周边引得自身不适的虫子。

世间的一切，所有生物为了自身的生存，或有意识的生物为了自身的欲望，随意的消灭和玩弄那些不如他们的生物。这些生物的生命并非它自身所决定，被迫的死亡，走向生命的消亡。

即使并非走向死亡的那些生物，也走向了非-生活。生活是至少在形式上自在的生命，由内在性构成，而这些剩余恰恰是被作为宠物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其自身被所有制所禁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自由且为其他生命而得以获得自身生命的可能性的情况，它或许在形式上彰显出某种仁慈，但究其根本，是一种残忍地匮乏和剥夺。

而那些其他的未被剥夺生命的呢？它们则通过生命需求或社会规训残害其他的生命，这一行为被社会所分散，一切的责任便被消失。但他们自身，在结构上仍然被压迫者的可能性所威胁着，只要这种威胁存在，那么他们就处于一种时时刻刻的非自在形态，一种永恒的恐惧之中。

人类，通过社会和法权的中介实施着内部的暴力。这种暴力被感知到的真实性被人数和程序的消解，将所谓国家主人”公民“被国家或其他权力支配。在这一切过程中，充斥着恐怖、死亡、折磨与痛苦，这便是政治暴力、审讯、剥夺与战争。这些情绪弥漫在世界上，人们为了维护自己无可奈何地无视了这一切，亦或是革命者与改革者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理想而只得怀着悲痛的心情维护着这一切可能的误解。但当这一点被意识到之后，我实在无法无动于衷，世界如此恐怖且冰冷，任何虚构的恐怖作品都比不上现实自身宏大且消解的恐怖。

我们还可以发现，人们在恐怖或猎奇向的作品中，谴责着所谓不当的对人类有危害的行为，认为着他们不当、自私，即使主角已经出现大量脑损伤或原发精神病性症状，”人“在感官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异吗？在谴责这些的同时，人们还生存着，这是说，人们还在以其他意识可能性的存在者自身的生命为代价存活着，还在折磨着一切，还在无意识的通过社会剥削着他人。可是，在这里，只有那些被亲近的、被灌输的“人”和道德占据了主导，只有这些是可行的与肯定的，一切的剩余都是恐怖和疯癫的。

意识到自身规训的荒谬性，以及自己与他人，亲近的人、爱的人、信赖的人、崇拜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这一切的的所作所为，是被人们最最唾弃的，是人们最恐惧的一种间接和隐蔽的表现形式。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试图勾勒出我意识到的这一点，这是一种意识到的恐惧。因为生理神经问题，长久以来的认知已经被固化，加上解离导致认知并不能转换为感情，这一切不会体现在任何身体上，也就是我不会感到“不安”，但从意识上我知道这一点。这也再一次提醒我，常说的感情只是生理反应，意识同样能产生出自己的“感情”，

但世界，但生活，恰恰是在一切的恐惧之中诞生的，被常态化的。这一切不过是在语言、社会、规训等结构之中被下意识默认的东西，人们根本没有发现自己一直以来信仰的这一切，而将其视作了某种默认的事情，就像对于理性的崇拜、对于科学的崇拜。这样来看，一切的恐怖作品也没有任何恐怖的，这只不过是另一种所谓的“正常”和“现实”，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对于精神病与疯癫（精神分裂谱系）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狭隘的暴力和对于理性、常识这样一组相互矛盾的霸权的维系。疾病和非疾病难以区分，但人们对于“痛苦”这样一种没有本质区别的感觉范畴在生理意义上的畏惧，却在社会之外区分出临床症状，但这种情况仍然只适用于非精神病性的精神障碍。

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一切恐怖的认识是从不那么理性或科学的角度与洛夫克拉夫特观点的相交，但与宇宙主义恐怖的外向性和宏观性不同，我的一切思考都是局限在被歧视的、微观且狭隘的事情之中的，是一种临近的恐怖，这只是从无意识和日常生活之中发现的恐怖。并没有宇宙和宏大的认识在这里被反思，只有被忽略、被歧视的一切被翻转，被肯定的一切被颠倒。

但我仍然经常体现出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道德与友善是我一直坚持的，我觉得这很诡异，乃至于不过是一种迷信。我一直是撕裂的，从我自己的认识出发，人道和人本的东西才是诡异的思想，就即便是这一篇文章，也能透露出一种人本主义的泛生命主义意味，而不是某种冰冷的东西。同时，人道主义情节本身也足以被怀疑为小资产阶级式的道德，而我却没有对这些进行反思，我批判着前反思，自己却处于前反思的状态，但如果我践行了我自己的理念，我又会陷入到递归循环之中去了。这揭示了理性与可终结性的边界，但如果认为这两者是不完满的，仍然是一种未尽的有限理性与可终结性的追求，我只能暂时认为这是不可探讨的，重提维特根斯坦那句话——”对不能说的，保持缄默“。

二 补充#

我认为有必要就上述为何将这篇文章称作“人本主义的泛生命主义意味”，这需要从辩证法出来。我在这里，否定了主流叙事的进步叙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毕竟这是常见的批判态度，而随后，我对于被无意识的视作正常的世界本身的“正常性”提出了疑问。

那么，“正常性”是如何被疑问的呢？如果不是作为一种无法改变的认识论结构被直接纳入，而是要被批判，就应当遵循一种被正常所蕴含的原则从内部检查矛盾的部分，在这里，我选择是通过恐惧和反常来检查，然而，这两者是已经被正常建构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于是，我们就需要重新检索被正常肯定之外的否定或剩余，这些剩余是通过遵循正常的原则的肯定来建立的，换言之，也就是遵循于人的原则。

通过人的原则对被正常所忽视、但正常所必须的一切进行反思，便可以发现正常的荒谬以及无意识的恐怖，但恐怖从何而来呢？这里使用的原则则是破坏与死亡，但这两者获得否定性则同样需要依赖于正常之中的某一种特殊规定，即生命与创造的崇高性，这体现出来就是人道主义。于是，我们开始遵循人道主义进行审视，但正常已经蕴含了人道主义自身前反思的一切在后意识上的显现，于是就需要再次使用本项研究遵循的方法论，即寻找被正常所排除的，来进行检查。

然而，在一切前意识、前正常的情况之下，或者说社会不影响到意识的情况之下，“人”并不在科学之外存在，人道主义就被迫通过成为泛生命的形态来获得效用。 实际上，我在正文一直遵循着这样一种原则来进行批判，实际上是指出了正常内部的荒谬，不可避免的惊恐、残酷。

但仍然有问题有待解决，是否有机会实现一个宏大的野心——一个根本上反叛的新-正常呢？这就需要回溯到我们的批判所使用的结构，这恰恰会发现，所使用的结构都是被正常所互相蕴含且永远无法独立的东西，一种被社会自然的东西。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并不能在正常之外建立任何思想，只能解构正常。